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市场化

    孙佳鹏、石伟平在《职教论坛》2013年第34期中撰文，从政府、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和行业企业三个方面，分析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市场化机制。

    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改革中引入市场化机制，为其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活力，增进了职业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逐步形成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模式。其市场化改革经验主要包括:第一，政府作为职业教育市场化的主推者，一是通过灵活的拨款机制和教育券政策促使各个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展开激烈竞争，市场力量在其中得到了特别强调;二是通过立法和政策规定等方式，使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始终面向市场并做到以产业需求为中心。第二，职业教育办学机构作为职业教育市场化的实施者，一是基于终身学习理念，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生源市场为目标实行开放性入学;二是推行灵活的学习项目与学习策略，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商品”的质量与价值，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第三，行业企业作为职业教育市场化的重要伙伴，具有贡献者和受益者双重身份，一是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适应就业市场需求;二是开发制定培训包，与经济需求变化保持同步;三是监督与评价教学质量，体现市场发展需要。

    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作为主推者，职业教育办学机构作为实施者，行业企业作为重要伙伴，共同推动了市场化的发展，从而丰富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作为同属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相似改革挑战的中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走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适应市场变化到主动寻求革新的职业教育市场化之路。

孙莉摘自《职教论坛》2014.7

  多元合作、区域融合：日本大学的开放之路

    陆素菊在《开放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中撰文，从“大学为什么开放”、“大学开放什么”、“大学如何开放”三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大学开放的背景、现状及特点，并提出了对我国大学开放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开放，即日本大学开放的社会背景与发展动因，主要包括:1.日本终身教育和学习政策的有力推动。从198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关于终身教育》，到1996年终身学习审议会《关于区域终身学习机会的充实对策》报告，日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终身教育和学习的政策建议。2.大学主动适应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改革举措。3.日本民众社会教育运动和区域发展的客观需要。日本民间社会教育运动与学校教育相生相伴。如开展农村教化运动，建立相应的学习场所等。

    开放什么，即日本大学开放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包括:1.正规课程。社会人入学特别考试和昼夜讲座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大学正规课程的开放。2.公开讲座。以社会人为对象，目的是将大学的教育和科研成果向社会广泛开放，提高民众教养，实现文化普及。讲座优势体现在素养、收费标准、学习环境等方面。3.与区域和企业的官产学合作研究。20世纪80年代，日本科学技术计划就提出促进官产学的合作交流，大学利用自身的科研条件为区域和企业提供科研服务。

    如何开放，即日本大学开放的组织保证，主要包括:1.建立大学终身教育和学习推进机构。2.建构区域内的大学共同体。整合区域资源，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多种主体参与的共同体。3.建立全国性协调研究机构。日本已经形成了大学公开讲座研究会、国立大学“终身学习和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协商会等全国性的协调研究机构。日本大学开放实践可以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构提供启示:1.大学开放是大学适应成人学习者的需求和企业、区域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改变大学保守形象，加强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优化育人功能和环境的必然要求;2.日本大学开放满足了不同对象的多样化需求，形成了多层次的大学开放格局;3.大学开放重视与区域、企业以及民众学习运动之间的紧密合作和相互融合。

              孙莉摘自《职教论坛》2014.7

论高职教育专业文化

    张新科、邓虹在《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21期中撰文指出:在高职教育发展问题上，大多数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忽视社会、行业、职业等对专业的需求，导致专业成了“失魂的专业”。

    高职教育的专业文化是大学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支撑和载体。高职教育需要专业文化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对育人而言:倡导人文精神立场的专业文化建设，才能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职业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能胜任某个岗位工作的职业人，二是有岗位迁移能力的职业人，三是全面发展的职业人，三个层次逐步递进提升。为此，高职教育必须挖掘和倡导人文精神，将其渗透至专业教学和专业建设中形成专业文化。其次，对专业自身而言:专业文化是专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专业文化是专业建设的航标;专业文化提炼、塑造专业精神;专业文化营造专业氛围。

    基于此，作者指出在实践策略上，高职教育专业文化建设应强化工学与校企结合特性。首先，应吸纳企业文化精髓，搭建“四元一体”的专业文化架构。“四元”是以彰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理念为宗旨;以遵循行动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思路为核心;以崇尚实践、祟尚技能、祟尚合作、崇尚诚信为价值取向;以营造理实一体、生产性、虚实结合的育人环境为路径。通过这种方式，高职院校可以达到文化视野下的校企零距离对接。其次，推进“四进”       ——以专业文化建设搭建企业文化进专业的载体和平台。“四进”是产业文化进教育、工业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专业、专业文化进课堂。这更符合高职教育的现实，也更易于贯彻执行。最后，高职专业文化特性的彰显应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来实现。高职教育工学与校企结合特性的彰显要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合理确定来实现。与此同时，高职教育专业文化是从校内到校外进行空间扩展的。高职教育专业文化对社会行业文化不是简单的依存和适应，而是倡导外化态度和内涵精神。

孙莉摘自《职教论坛》2014.7

我国职教师资培养：历史、现状与体系构建

    刘晓、沈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中撰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教师资培养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我国职教师资培养的成效与不足，最后提出了中国特色职教师资体系构建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职教师资培养经历了独立阶段、大发展阶段和多元阶段。独立阶段的标志有三:一是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二是各地开始有计划地培养职教专业课师资;三是普通高校设置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先后成立。大发展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一是国家扩大职教师资培养范围;二是职教师资培养纳入国家师范生体系;三是职教师资培养的层次得到提升。而在多元阶段，职教师资培养的渠道等走向多元，走向国际，政策保障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教师资培养取得的成效有三:一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硕-博”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形成了多渠道师资培养路径;三是形成了特色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我国职教师资培养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有培养目标定位不准、课程结构缺乏特性和培养规模仍然不足。

基于此，作者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职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建议:一是改善职教师资培养招生制度，扩展生源渠道和招生路径。实施职业教育免费师范生项目，同时探索职教师范生本硕连读制度改革。二是实施“卓越职教师资培养计划”，积极推进职教师资培养综合改革。通过实施“优秀职教师范生国际交流项目”和“优秀职教师资培养单位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统筹海内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同时建立若干个海外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三是完善职教师资培养相关的制度体系。如出台职教师资培养院校教师赴企业实践(实习)制度，完善职教师资培养院校与社会各界的协作对话机制，同时加强投入，提升职教师资培养单位的基础能力建设。四是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专业标准。                       

孙莉摘自《职教论坛》2014.7        

我国职业教育的国家质量框架制度创新研究

    卢小平、童遵龙等在《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33期中撰文，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涵为基础，研究了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国家职业教育质量框架的思路与举措。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国家职业教育层次结构框架、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框架以及国家职业教育质量框架等。其中，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框架是核心，它界定了职业教育的职业能力标准和职业准入资格;国家职业教育质量框架是关键制度，是一系列国家认可的针对职业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保证标准及制度体系。

    国家职业教育质量框架应从三方面进行建构:1.建立健全政府管理框架，包括最高决策机构及其下属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职业教育标准开发和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三大职能机构，分别行使职业教育机构办学许可、职业教育标准开发和职业教育质量保证等管理职责;2.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质量框架运作机制，由职业教育质量管理机构负责职业教育运行的监督和质量保证;3.改革内部质量管理与外部质量评价。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应通过加强机构内部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以及主动接受来自外部的质量评价来保证职业教育质量。

    为建立国际职业教育质量框架，应从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1.职业教育许可制度创新，目的在于设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办学资质标准，包括“院校许可”和“专业许可”，为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资格互认奠定基础;2.职业教育机构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创新，目的在于对职业教育机构中教育服务实现过程的质量要素进行管理和控制，学校内部质量管理的关键制度包含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制度、内审/外审制度和满意度测评制度三部分;3.职业教育认证制度创新，目的在于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与监督作用，认证依据是教育体系与教育标准，认证原则包括明确性、一致性等，认证形式有“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两种，认证的组织实施需要政府、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由职业教育认证中心具体实施。

孙莉摘自《职教论坛》2014.7

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

阎光才在《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1期撰文指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顶层设计”的说法在我国各级政府的官方文本中日益流行。在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渐成声势，它与“综合改革”联袂，一起成为当下改革话语中最为醒目的两个关键词。然而，究竟如何理解“顶层设计”，在现实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中究竟如何把握顶层设计的精髓，使之不流于一种套话和官话甚至被曲解为一种逆潮流而动的不当改革托词?简而言之，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首要目的是进一步明确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在注重强化政府作为战略统筹者的地位、依法合理运用如规划和评估等各种有效政策工具的同时，弱化其对高校过多的行政干预的角色，为高校释放出最大的自主空间，鼓励高校依照章程开展“摸着石头过河”的多样化探索与创新。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宏观改革的基本取向为:宏观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微观层面高校“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孙莉摘自《新华文摘》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