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西真

    当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高技能人才。与此对应, 职业教育发展也要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变为内涵提升为主, 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在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需要考虑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走什么路、怎么走、走的怎么样?这不但需要整体谋划、加强顶层设计, 增强各项改革政策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更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问题”。相较于“最先一公里”, 目前各方面人士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关注的比较多 (笔者也曾撰文述及) 。其实,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都很重要, 从健全职业教育改革制度顶层设计的角度看, 前者尤为重要, 正所谓“‘落地’诚可贵, ‘破局’价更高”。

    2019年2月13日,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这个方案尚未印发, 就已经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与议论, 业界对此充满了期待, 有人甚至说我国职业教育的春天真正来了。读了整个文本后, 我觉得如果它能够真正被落到实处, 必然助推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 进而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和提振经济。不过, 我也有些担心, 职业教育发展决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够决定的事情, 它牵涉到的事项、主体和利益十分广泛。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政策举措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无法被全部贯彻落实。政策规定有十分, 落实到地方却只剩下六分、五分就已经不错了。这就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最先一公里”现象。

职业教育改革的“最先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政策文件“量多质次”, 具体表征在政策文件普遍存在针对性不强、摆花架子、搞“大呼隆”、原则性规定较多、操作性不强、具体措施较少等方面;二是一些政策措施无视基层实际情况, 搞无差别的“一刀切”, 导致实施过程中尴尬频出;三是一些改革政策在部门间 (比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 缺乏协调, 致使政策方向互相背离, 政策效应形成“对冲”, 新政策出来了, 旧政策未清理, 导致新旧政策扞格不通, 难以执行;四是一些政策问题导向不强, 精准性不足, 导致政策出台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 还人为制造出新问题;五是一些政策思路和工作方式方法欠妥, 事前工作没有做到位, 等到政策出了问题, 搞了个措手不及, 只能匆忙收回或暂停执行, 好事办不好;六是虽然颁布的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呼声和期望很高的改革措施, 但由于涉及部门多、各方认识不统一、协同力度不够, 长期难以提出细化方案, 拿不出具体的落地措施。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最先一公里”现象危害不可小视, 针对上述问题, 我建议:一是更加注重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储备。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优势, 聚焦职业教育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牵头组织开展重大课题、前沿课题研究, 加强调研、摸清底数、找准根源, 及时形成专门调研报告并转化为储备政策, 使研究机构成为重要政策的“蓄水池”。二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情况的监测、调整与问责机制。对于短期内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对于短期内还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 可等待时机成熟时或创造条件出台相应政策举措。通过中期评估、第三方评估、督查检查等多种方式, 对政策举措和改革方案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控。三是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分工。建议在职业教育领域借鉴国家扶贫攻坚计划中的“中央统筹、省 (市、自治区)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中央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 及时分解细化政策任务, 督促政策落实。地方政府认真执行上级政策, 制定配套措施, 在人、财、物和制度上提供保障, 并积极做好政策实施情况的反馈。四是完善试点经验推广模式。引导各地在充分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发展实际探索解决问题之道并先行试点, 总结提炼基层鲜活经验, 再逐级推广, 并上升到制度层面。五是积极推广政策文件“1+N”模式。由牵头部门 (教育部) 组织研究出台综合性指导文件, 确定原则、厘清任务, 重点强化文件的前瞻性、系统性、原则性。其他与职业教育相关的部门结合具体情况, 灵活安排时间、形式、内容等出台专项方案, 力求有干货、可操作、能见效。六是建立职业教育政策文件的统一审查制度。研究建立政策文件统一出口和政策内容审查机制, 切实把好职业教育政策的政治关、风险关、效果关, 确保职业教育政策文件充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 避免政策效应过度叠加或相互抵消。          摘自《职教论坛》2019.2